小智是我在 Fuji Rock 會場認識的一名日本人。他的名字正與「寶可夢」的主人翁相同，長相則激似台灣藝人阿龐，帶著天生的敦厚和喜感。

小智是我在 Fuji Rock 會場認識的一名日本人。他的名字正與「寶可夢」的主人翁相同，長相則激似台灣藝人阿龐，帶著天生的敦厚和喜感。

在英國留學過的小智樂於和外國人交流。他介紹我們喜愛的日本樂團、帶我們品嘗各式清酒與燒酌、和我們一起隨著音樂吶喊。情緒激昂時，他會瞪大眼睛、拖著長長的尾音說：「斯～給～～～～！」（日語「厲害」的意思）

雖然說著一口流利英語，個性看起來活潑又外放，小智骨子裡其實是「非常日本人的日本人」：在草地上共用野餐墊時，他總是拘謹地佔據邊邊一角，深怕帶給別人麻煩；推薦清酒時，總是擔心我們喝得不順口，自己先買一杯讓大家試喝；在會場裡，也總是默默地用眼角餘光觀察大家，希望每個人都是開心舒服的。

小智的自我，活在當下的群體之中。

「我在這裏，其實是一個超級邊緣人喔」

當我們聊起了彼此的生活，向來爽朗的小智，卻眉頭一皺：「唉⋯⋯大部分日本人的工作都很忙碌啊，像我的朋友們後天才勉強擠得出時間來參加音樂祭，這兩天我都是孤獨一人的。」

「其實自從因為工作搬到新的城市以來，我就沒有任何朋友，是一個超級邊緣人喔。」小智不好意思地說，露出標準日式難為情的表情。雖然我一點也看不出如此隨和開放的他，有任何像邊緣人的地方。

「我覺得我心裡有病，病很久了喔，來 Fuji Rock 就是為了治療我的病，否則可是會一直惡化下去的呢⋯⋯」小智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，一手抓了抓頭，語氣裡充滿了自嘲。

小智的表情，讓我想起了多年前在日本遇見的一位大哥。

當時從成田機場前往市區的捷運途中，他坐在正對面，突然用中文向我們開口搭話。他身穿襯衫，披著樸素夾克，年約 35 歲，是名機場工作人員。曾來台灣學過語言。猛然聽見中文，覺得親切，便興致勃勃地開起口來。

他是位溫和有禮的大哥，講話輕聲細語的，似是很想好好暢談，卻又怕吵到其他乘客。他細數當年在台灣生活的愜意日子，更親切地給了我們未來幾天行程一些建議。

但一談到工作與生活，他也是眉頭一皺，露出難為情的神色：

「這個嘛⋯⋯工作很辛苦啊，下了班就甚麼都不想做呢，連話都不想講了。」大哥苦笑著說，似乎忘了他當下就在下班途中。

問到大哥成家了沒。他搖搖頭說：「像我這樣平凡的人啊，可是很難結婚的啊⋯⋯連自己都顧不好了呢。」當時大哥似笑非笑的表情，和眼前的小智很像。

大哥後來詢問了我們回台的航班班次，離開日本那天，正在值勤的他，特地來出境大廳找我們道別。身穿著制服，大哥看起來比那天捷運上精神了些，但眼神仍掩不住疲憊。

「大哥，累了記得多休息，可別把身體搞壞了啊。」那時的我，還不懂大哥為什麼而累。只覺得能這樣和萍水相逢的人再見上一面，內心是滿滿的溫暖。

「最貼心與最細緻」，背後的代價

一位長年在日本工作的朋友告訴我，以日本人的薪資與物價水準而言，生活還不算難過。加上日本企業的福利制度相對完善成熟，他不太需要為了「現實」過度煩惱。

「在日本工作生活，最累人的，其實是人與人相處的心理壓力，」他說。

在那個重視細節到對不同身分的人是否使用適當敬語，都有標準規範的地方；在那個對儀表與環境整潔，在群體壓力下近乎吹毛求疵的地方；在那個極度重視「合群和諧」與「職場倫理」等價值觀的環境下，不努力做到面面俱到，便隨時可能惹人非議。

日本人累的，其實是心。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小智總是貼心得有些拘謹、大哥總是下班後甚麼事都不想做。

但令我不解的是，為什麼日本人反而願意向我這個初次相見的外國人，如此袒露自己的疲累與苦惱？

「那是因為在日本的職場、甚至社會關係裡，很多真心話是不能說的。」朋友說。是啊，有時候萍水相逢的遠方朋友，反而是一個最沒有負擔、最能吐露心事的出口。小智與日本大哥的靦腆神情，又浮現在眼前。

想想，我們或許無法如美國人那般追求自我、展現自我，亦不至如日本人那樣高度地在意別人觀感。但這樣的我們，會不會也是一種舒適的折衷？

日本成功在戰後短短數十年間，打造出堪稱全世界最貼心細緻的服務業與旅遊環境，連音樂祭都舉辦得面面俱到，我想正是因為這種「無我」的、周到的文化特質，早已深深根植於其社會當中──但達到這樣的「最貼心與最細緻」，社會整體也自然必須付出等量的代價。好比說，在「無我」之中，被高度壓抑著心靈的人們。

能夠就近享受、而無須實際生存在這個世界，對我這種「有點敏感卻又少一根筋」的台灣人來說，或許也算得上是一種福氣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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